以下文字录自《东台掌故》，东台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中华书局出版。仅供网友学习、交流、参考，不得用于任何商业用途。
东台，在那远古的年代，这里是一望无垠的大海，整日潮水悲鸣，充满了寂寥。后由于江河泥沙淤积而逐渐成陆。据青墩（原属东台，现属海安）、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证，早在新石器中、晚期，东台境内已有人类活动的足迹。据载，淮夷部族（古族名，因居淮河下游一带而得名）人是率先开发本境的先民，夏、商、周时代，分布于西溪以西地带，从事渔猎、耕种，繁衍后代，从而给这片海赐的土地带来了生机。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淮夷部族“皆散为民户”，并渐与内地来的先民融汇。当时，区域内“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水耨（nou）”，生产力水平低下，加之地理环境的约束和控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口增长极慢。
西汉初年吴王刘濞立国广陵（今扬州）之际，招致亡命煮海水为盐，东台（当时称海陵）西溪一带沿海迎来了最初的烧盐人。汉武帝即位后，为解决财政急难，又从四方招募民众煮盐。烧盐人队伍开始了微妙不彰的增加、壮大。这些烧盐人便是东台近两千年烧盐历史的始祖，也是最早拓荒东台沿海滩涂的先民。
汉代，东台境内迎来的另一支先民是居住东南的古越人。据史料载，春秋末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雪耻，成为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位霸主。但后因历史的变更，到了汉代，古越人也逐渐解体为多支，其中分布在今浙江南部瓯江、灵江流域的一支称瓯越人，又称东瓯人，相传是越王勾践的后裔；分布在今福建北部、浙江南部的一支叫闽越人，传说闽越王也是越王勾践的后裔。后来闽越人又分为繇和东越两部。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瓯越人遭闽越人攻击，遂迁居江淮之间。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东越王馀善反抗汉朝统治失败。部分族人也被徙役至江淮地带，东台西部地区自然在其内。迁徙而来的东南古越人与先居者互为融洽，终年以煎盐、捕鱼、打猎和耕种为业，同劳作，共生息，代代相传。
两晋南北朝时期，是南北方人民大融合的时期。西晋末年，政治腐败。“永嘉之乱”后，中原地区因连年的战乱与天灾，造成了可怕的饥荒，出现了“人相食”的严重惨状。为避乱荒，山东兖州百万汉族居民移迁江淮地带，其中有许多大族率乡里民众集体南迁。东晋安帝义熙时（405～418年），统治集团为保持中原士族的特权，按原籍贯设置侨州、侨郡、侨县。据史料载，当时古沭阳界的建陵县居民乔迁置今东台的时堰、溱东一带，重新设置了建陵县、山东兖州移民无疑成为东台历史上人口的一支重要来源。
唐代以后，随着境内盐业生产的日益兴旺，对四方民众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并陆续来此安居，其中也包含了一些朝廷流放人员。宋代范公堤的修筑屏蔽了盐灶和农田，串场河的开凿方便了盐运和农灌，加之煎盐从原始的“煮海为盐”到“刺土成盐”和“晒灰采卤”法的技术进步，使境内盐业生产逐步居于淮南之首；中原移民带来的曲辕犁，弯月镰和先进的生产技术，范公堤西农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无疑扩大了人口来源，加速了人口增长。但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金兵南下，焚掠扬州，幸存者数千人而已，为避战火，境内居民外逃者无数；宋末元兵南下，淳祐二年（1242年），元、宋战于两淮，江淮为之一空。元朝建立后，元世祖忽必烈统一的中国版图范围比汉、唐还大。为了修补战火的创伤，曾采取“听民自实两淮荒田，免税三年”等措施，力图恢复江淮之间的农业生产，但恢复过程十分缓慢，众多农田荒芜，无人耕种。与之相比，淮南盐业生产恢复较快，元天历年间（1328～1330年）年产达380万担。在此过程中，不仅外流乡民陆续返乡，而且还带来了一批四方民众，境内人口也日益增加。
到了元末，由于朝廷残暴的统治，“惹红巾万千”。其间，东台老政区内的白驹场盐民张士诚不堪官府和盐商的重重剥削，率众立杆起义，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据守平江（苏州），朱元璋苦战不能攻克。但张士诚在苏州自立为吴王不久，便满足于已有的成就而不思进取，生活奢靡，以致士无斗志，纪律松弛，并一度为保全吴王的称号而听命于元。元至正二十七年张被朱元璋所败，被俘后，张士诚不屈自缢而死。朱元璋积怒，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驱逐大批苏州阊门一带商户百姓至张士诚的家乡白驹及沿海各盐场，从事煎盐劳役。后又因“戍边屯田”陆续从苏州等地，迁来没有土地的民户4000余户，到此沿海各盐场充作烧盐的煎丁。历史上称“洪武赶散”。至今民间还流传“祖先是从苏州阊门搬迁而来”之说，所以也称“阊门赶散”。苏州先民主要分布在范公堤西及今安、梁、富一线，后逐渐散居全境各地。同时也给各地带来了江南文化和生产技术。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为避“靖难”之灾，又一批苏州居民依据淮南盐区。据梁垛发现的《南梁范氏墓祠记》的碑文载：“……南梁范君誉端，（范）文正公嫡传也。溯公长子纯佑，为监簿房之始祖，传四世至国宝公，于有明永乐时避乱徙淮（南）。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时新公复自淮徙泰州之南梁。……”由此可见，避灾乱来淮南，尤其是移迁南梁（今梁垛），是为依附于原“洪武赶散”已定居的苏州籍居民。据《东台市志》载，今东台境内的王、陈、张、朱、杨、刘、李等八大姓氏，相传祖籍都来自苏州，现已传至23世，人口达31万，占总人口的26.5％。
随着海岸线的日渐东移、范公堤的筑成，加快了东台西部江淮平原爽咸速度，土地日趋肥沃，农事渐丰。东西两部平原，“亭灶相望，依附取用，农事盐课，两得其利”，形成盐粮集散之地。尤其是明清两代，煎盐器具“锅钅敝”替换了旧时的盘铁，境内盐业生产进入鼎盛时期。盐粮之利，促进了贸易市场的繁荣，各地商人前来经商的接踵而至，如京江（今镇江）人到东台经营南北货，徽州人经营茶漆，并设置京江会馆，徽州会馆等，还有一批盐商也陆续定居落户。至今在富安的老街上仍留有明代盐商豪宅多处。这些南北商人也成为东台历史上人口来源的一分支。据统计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东台县编户已达215219户，丁男485151人，未成丁者358912人，妇女大小471191人，合计1315974人。
清末民初，由于盐业生产的日益衰退，沿海废灶兴垦。1917～1919年，南通、海门、启东等地有9756户棉农，53053人先后迁居东台的唐洋、新街一线，从事垦荒植棉。又一次给东台这个由四方汇入而来的先民们世代繁衍生息而发展起来的大家庭注入了新的活力，人口队伍空前壮大。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人民饱受战争的创伤和灾荒、疾病的磨难，加之，战时需要，所辖区域划出过半，1949年全县总人口仅为658125人。新中国成立后，东台人民在这块光荣的土地上安居乐业，人口有计划地自然增长。如今，在这块拥有230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养育着117万勤劳、勇敢、朴实的东台人民。在这个汉族人聚居的大家族里，呵护着166名少数民族兄弟，17个民族兄弟手牵着手，心连着心，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东台而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
（崔益云）